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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妨害新冠病毒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意见》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章作者:来源:www.50x15.com时间:2020-02-22



作者简介:魏,广东省检察机关第七届十佳检察官,清华大学刑法学硕士,现为广州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二中

于2020年2月10日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当前司法机关处理疫情期间的相关犯罪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意见》仍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模糊性甚至争议性,这就要求法律从业者做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法律需要不断的解释,司法解释的颁布不会让法律从业者一劳永逸地效仿。

1。关于规范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防疫和控制问题

《意见》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否成立对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区分。对确诊的肺炎患者和感染新冠状病毒的病原体携带者,在隔离期届满前拒绝隔离治疗或擅自离开隔离治疗,进入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构成本罪。然而,这一罪行仅适用于因新冠状病毒感染而导致的疑似肺炎患者,他们拒绝隔离治疗或在隔离期到期前擅自离开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

这种犯罪是一种特殊的危险犯罪。因此,如果确诊患者没有按照隔离措施进入公共场所(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即使没有传播后果,也自然构成本罪的基本犯罪。但是,根据《意见》的规定,对于不按照隔离措施进入公共场所的疑似患者,只有在造成“新冠状病毒传播”的情况下,才能确定犯罪。与确诊患者相比,疑似患者为这一犯罪的成立增加了一个因素。这两个部门担心的是阻止疑似病人最终证明他们没有感染新的冠状病毒,这也被认为是犯罪。然而,对于前线司法机关来说,有两个实际困难。

1。即使疑似病人最终被确诊,如何能证明是他导致了病毒的传播?

当有多个传播源时,如何证明是疑似病人甲,而不是疑似病人乙,甚至是无症状的浸润者丙导致了疫情的传播?有些人主张引入流行病因果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谓流行病学的因果关系是由日本学者吉田庆治在1969年发表的《疫学的因果关系论与法的因果关系论》中提出的。文章总结了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的四个原则:第一,该因素在发病前一定时间内已经发生作用;第二,这个因素的影响越明显,发生概率越高。第三,根据这一因素的发生和扩展所做的疫情观察记录可以解释疫情特征和趋势中不存在的矛盾。第四,可以不矛盾地解释这一因素的机制。流行性因果关系的主要解决方法是:环境污染犯罪或传染病犯罪,行为证明是困难的。

然而,流行科学的因果关系受到了极大的批评,因为它被怀疑违反了“怀疑的利益属于被告”的原则。本文认为,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的焦点是解决证明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否由传染病引起的困难。例如,巨颈病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其自身的遗传缺陷,也可能是由于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水,这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然而,发达的病毒学检测技术使得很难证明目前的疫情不是那么多,而是如何准确地筛选出特定的传播者。因此,采用流行病学的因果关系基本上不能解决这一证明难题。

2。《意见》为了解决疑似病人有感染危险的问题,他陷入了另一个教义漩涡。

如果通过核酸检测最终确认疑似患者感染了新的冠状病毒,并且可以从随后的症状推断疑似患者之前已经感染,此时也需要

因此,如果《意见》的规定被字面理解,疑似病人将永远无法确定这一罪行的基本罪行。疑似病人不能确立基本的犯罪,但这对疑似病人是不利的。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证明“导致新冠状病毒传播”的存在,这将大大简化这一要求的证明。但是,一旦突破了这一要求的证明,就很容易直接适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

3。对此条款应给予进一步的解释。

在本文中,为了防止该条款被贬低为一个空洞的位置或被误用,有必要对“未采取隔离措施而导致新冠状病毒传播的疑似患者”重新解释“以危险手段危害公共安全罪”:“首先,必须证明疑似患者最终确认了新冠状病毒的诊断, 根据疑似病人的症状,在医院诊断为疑似新冠状病毒时,可以追溯认为疑似病人感染了新冠状病毒,从而确立了以危险手段危害公共安全的基本犯罪。

只有当且仅当有明确证据表明新皇冠的传播是由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引起时,才可以采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加重成分,而不是采用流行病学的证明标准。

第二,谁应该识别疑似病人的“疑似”?根据这一条款,本罪的成立必须是进入公共场所而不遵循隔离措施。根据文本的解释和标准的目的,“疑似”被理解为由医院诊断的疑似患者,这更合适。

然而,本条的适用并不排除在其他情况下确立这一罪行。例如,虽然疑似病人没有被诊断出来(症状已经非常相似,一般人或病人自己可以做出粗略的判断),但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就进入公共场所,然后被诊断出来。此时,他可以肯定自己主观上是间接故意,并可以被判犯有此罪。

第三,应该注意的是,对于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那些由于缺乏床位而不能被隔离并出现在公共场所的人,例如在武汉需要社区排队的人,不能被判犯有此罪。在这种情况下,暴露在公共场所的确诊或疑似患者的行为缺乏预期的可能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仍需采取保护措施,否则仍有可能以危险方法确立危害公共安全罪。

2。《处理随地吐痰或撕毁医务人员防护用品

《意见》》规定:“在防疫控制期间,故意伤害医务人员造成轻伤以上严重后果,或者撕毁防护用品或向医务人员吐痰等行为,导致医务人员感染新的冠状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显然,这项规定还需要司法人员进一步解释。

首先,向医务人员吐痰必须是解释中的“确诊或疑似患者(事后确诊)”。原因不难理解。事实上,司法解释也假设随地吐痰会导致医务人员感染新的冠状病毒。

其次,向医务人员吐痰可被处以故意伤害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重罪。因为,即使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向医务人员吐痰也会带来飞沫的传播或飞沫的残留。事实上,大多数医务人员都在公共场所。显然,这种行为不能仅仅被定义为故意伤害。这就像放火烧了房子一样。我不能说“我只烧了一栋房子”。我只能被判故意破坏财产罪。第二,任何撕毁防护服并导致医务人员感染的人将被判故意伤害罪。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撕扯确诊或疑似患者(事后确诊),普通人也可以撕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对故意伤害的成立有某些限制。

限制的原因

例如,原本故意造成重伤,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因素,不构成轻伤,这就是故意伤害罪未遂(严重伤害)。对于随地吐痰的医务人员来说,考虑到该病毒有一定的严重率(约16.1%),在最初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风险,因为得到良好的治疗只是轻微的,所以是尝试性的,可以考虑处罚。

第三,这篇文章是一个警告性的条款,不是一个法律虚构。法律拟制和通知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只能适用于拟制情形,而后者可以扩展。因为这是一条警示规则,向非医务人员吐口水的确诊或疑似患者(事后确诊),或向非医务人员流泪的普通人,也可能被判以危险方法或故意伤害危害公共安全罪。

需要的是,如果一个非病人(在涂抹期间被诊断为没有感染新的冠状病毒)在电梯上涂抹唾液,这不能被视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使它们试图感染他人,它们也是致幻剂,因为没有感染的风险。这和在家里刺伤一个小个子,使用巫术和巫术的社会危害性是一样的。

三。疫情期间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处理,如购买、运输和销售

《意见》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包括开设交易网站、网上销售、加工食品销售等)。)。扰乱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一些地区最近也发布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对此进行规范。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月6日发出《关于依法打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刑事犯罪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该法第10条规定:“任何人非法购买、运输或销售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违反防疫和控制条例的,将按非法经营罪处罚”

《意见》。然而,后者有很大的争议。公告发布后,一些人认为,根据该条的规定,在疫情期间购买、运输或出售非濒危野生动物可被视为非法经营罪。这种观点非常可怕,这意味着在流行病期间在河流中捕获的几种野生鱼类可能构成这种犯罪,因为总会有运输工具。

本文认为,在疫情期间,对非法经营不受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定罪和量刑应谨慎,必须加以区别和限制。

第一,对于违反防疫法规购买、运输和销售野生动物,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认定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广东省《通告》规定的“违反防疫条例”主要是违反《动物防疫法》和《传染病防治法》 75的规定。也就是说,当野生动物感染了传染病,并由犯罪者未经授权出售和运输时。

但是,如果野生动物感染了传染病,上述行为自然应被视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非法经营罪。未感染传染病的野生动物自然不会违反防疫条例,也不会以危险方法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事实上,如果这些规定是为了防疫而颁布的,它们就不应该局限于野生动物。只要它是一种动物,不管是野生的还是人工饲养和驯化的,它成为病毒中间宿主的概率是一样的。例如,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中间宿主是一种综合征。《动物防疫法》没有区分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

第二,把违反当地野生动物防疫条例的人视为犯罪是不恰当的。在疫情期间,一些地方部门将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0条和第12条发布防疫措施,对销售和运输无狩猎证和进出口检验检疫证明的野生动物实施行政处罚。这种行为很有可能

如果司法实践认定非法经营罪,大多数司法实践将该罪限定为“三种野生动物”。所谓“三有”,是指受国家保护、具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于2000年5月在北京召开专家论证会议,制定了《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三个清单”),并于2000年8月1日由国家林业局第7号令发布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稀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具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其他野生动物不受法律保护。由于野生动物的范围过于宽泛,判例法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其限定为三种野生动物,这可以大大限制非法经营罪的扩大。

然而,仍然有一些争议。《野生动物保护法》主要针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明确规定《驯养繁殖许可证》在养殖过程中处理,《运输证明》在运输过程中处理。进入市场销售时,必须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但是,有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三种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运输和管理是否需要上述证件,执法标准因地而异。有些地方可以办理上述证件,但有些地方根本办不到。至于对三种野生动物的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非常抽象,在保护方面存在空白。因此,当相关证书无法处理时,就很难体现对三种野生动物的“非法”非法管理。

因此,即使收购、销售和运输“三种野生动物”需要仔细考虑,是否违反国家垄断秩序的合法利益,刑法的规定是否仅仅是一种“行政禁止立场”。即使我们想在疫情期间规范野生动物的管理,我们也必须将其限制在“三种野生动物”之内。